从枸杞子见载于殷商甲骨文说起
中宁红宝枸杞子是宁夏五宝之一。枸杞子自古就被誉为生命之树。流传于我国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载：“枸杞子……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明代医圣李时珍根据宋代《广韵》对枸杞子的记载，在其《本草纲目》中说：“春采枸杞叶，各天精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枸杞使气可充，血可补，阳可生，阴可长，火可降，风可祛，有十全之妙用焉。”从以上医药宝典的记述看出，在古人心目中，枸杞子在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方面，是十全十美的极品、神品。古人的这种认识也是源于对枸杞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实践与总结。由此可见，枸杞子种植、食用、享誉时代确实源远流长！
枸杞子到底始种于什么时代？现今流行的一些文章说：枸杞子最早见于我国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并据此论断枸杞子种植历史有2000多年。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符，失之偏晚。
就古代文献记载而言，枸杞子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当时称为“杞”,如：
武丁时期的卜辞载：癸巳卜，令登赉杞。
祖庚，祖甲时期的卜辞载：已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庚辰卜行贞，王其步自杞，亡灾。
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载：庚寅卜在女香贞，王步于杞，亡灾；壬辰卜，在杞贞，王步于意，亡灾。
甲骨文中的“杞”字形体，大致有三种写法。
第一种写作 ,见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二八》
第二种写作 ,见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上一三》
第三种写作 ,见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下三七》
对上述甲骨卜辞中的“杞”字，甲骨文名家罗振玉依据《说文解字》解释说：“杞，枸杞也，从木已声”.甲骨卜辞中关于殷商时期农田生产的内容颇多，卜辞中有“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黍”、“稷”、“麦”、“稻”、“杞”等农作物的丰欠，他们经常进行占卜。甲骨卜辞中关于枸杞的占卜记载，就是殷商帝王这种心态的反映。甲骨卜辞中的“杞”字，有的也可能指“姓氏”、“地名”、“国名”,但追根溯源，作为“姓氏”、“地名”、“国名”的“杞”字，应源于对人的生命具有神奇作用的“杞”树的崇拜。他们以“杞”树作为植物图腾，其“姓氏”、为“地名”或为“国名”也就以“杞”树为“姓氏”、为“地名”或为“国名”了。据《史记》、《通志》载：“杞氏”为“夏禹之后”.“杞”字见载于殷商甲骨文，其种植年代必在甲骨文之前。这说明人们在夏禹时代就已认识杞树，崇拜杞树了。由此可知，枸杞子的种植、采摘、食用至少也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了。至于“酒”字，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很多。“酒”的字形有两种：一种象酒壶；另一种子选手在酒壶旁加上几点，表示液体。这说明，殷人造酒、好酒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陕西岐山县周原等处陆续出土了大批先周及西周早期的甲骨卜辞，其上契刻有卜祭、卜出入、卜田猎、卜丰欠等事项。这些卜辞与殷商甲骨卜辞在时代上一脉相承，在内容上基本相同。特别是西周甲骨卜辞的一此内容与《诗经》的一些内容能够完全互证，如《大雅？文王有声》篇中的“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大雅？绵》篇中的“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其内容就与甲骨卜辞的相关占卜内容完全相合。由此可知，商周卜辞的一些内窜与其后的传多，至少有七篇：
《国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杞。
《小雅？四牡》：集于苞杞。
《小雅？杕杜》：言采其杞。
《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杞。
《小雅？湛露》：在彼杞棘。
《小雅？四月》：隰有杞桋。
《小雅？北山》：言采其杞。
以上七篇诗中“杞”字，均指现今所说的枸杞子，无一处指“姓氏”、“地名”、或“国名”.西周上承殷商。殷商甲骨卜辞中的一些“杞”字，如罗振玉等甲骨文专家所言，是指枸杞子。这一解释，在《诗经》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诗经》把枸杞子与贤惠的君子、忠贞的爱情、情感的家园、力量的源泉、尊贵的场面等精神想望紧密联系，任意比兴，纵情歌咏。从《国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杞”看，西周时期杞农已有了自己的枸杞园子，我的枸杞是不允许别人折摘的。这说明，人工种植枸杞子在西周时期已成为一种私人产业。特别是在《诗经？湛露》篇中，诗人将沾满露水珠的晶莹透红的枸杞子与神圣的宗庙祭祀、喝成不醉不归的盛大宴饮联系在一起大唱赞歌，使人感到枸杞子与酒成了红红火火的激情象征，盛大宴饮的礼仪高潮，神圣祭祀的灵魂导引。这说在西周时代，枸杞子就已走红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唱红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由此上溯，殷商甲骨卜辞中出现枸杞子的记载不但事出必然，而且是开了《诗经》歌咏枸杞子的先河。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述的大抵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事情，其中许多篇章系周人所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宁夏中河乡、中卫狼窝子坑的西周墓葬、车马坑证明，西周疆域已北越今六盘山，到达今宁夏黄河南岸的海原、中宁、中卫地区。《诗经》七篇歌咏的枸杞子在什么地方？其中六篇很难确指，唯独《小雅？北山》有地望可考，其歌咏采摘的应是今宁夏中卫市及其毗邻地区山川原野上生长的枸杞子。该诗篇名“北山”,开篇头两句就是“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其意思是说登上北山那高梁，采点枸杞子尝一尝。关于诗中的“北山”,《山海经第十三？海内东经》载：“泾水出长城北山，山在郁郅长垣北。”《山海经》所说的“长城北山”,即指“郁郅长垣”北面的“北山”.“郁郅长垣”即今宁夏固原长城。固原长城北面的“北山”,即今六盘山北垂及其余脉，亦即横亘于今中卫市海原县、中宁县及原中卫县香山地区的低山丘岭区。这一带的山脉，《山海经》称作“长城北山”,《诗经》称作“北山”.这一称呼延续时间很长。《三国志？魏书》载：“若（诸葛）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上文中的“渭”即渭水；“原”即大原，今称固原、原州；“北山”即今宁夏固原六盘山北垂及余脉；“陇道”即穿越今宁夏海原、固原的六盘山古道。《三国志》说如果诸葛亮统兵渡过渭水，进入固原，占据六盘山北垂及其余脉的陇道关隘，就切断了曹魏从中原通往河西的陇山大道。由上可知，这一地区称做“北山”,由来以久。这块低山丘岭区，古今都是盛产枸杞子的好地方。《山海经？西山经》等篇对枸杞子也有多处记载，指的还是这块地方及其毗邻地带种植的枸杞子。
从古文献记载看，“杞”树与“枸”树是两个不同树种，《诗经？小雅》“南山有杞”、“南山有枸”就是明证。枸树亦称拐枣，属李科，系落叶乔木。其果实酱褐色，可酿酒。古人将其鲜果封入大缸自然发酵，酿成酒后，芳香四溢，甘美味醇，称为“枸酱”酒。据《史记》、《华阳国志》记载，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鄱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人用蜀地“枸酱”酒招待他。“枸酱”酒甘美异常，唐蒙问清了它的产地及销路，回长安后上书汉武帝，建议统一西南疆域，并献上了他带回来的“枸酱”酒。汉武帝吕尝“枸酱”酒后感觉味美异常（武帝“甘枸酱”），“乃拜（唐蒙）为中郎将”,率兵入蜀，征服了西南夷，建置了七郡。“枸酱”酒在西汉时就已名扬海内，为皇家贡品。俗称“枸酱”为原始茅台。
“杞”树从夏商以来就成为人们种植、食用的珍品果实与佳酿美酒原料。汉代已将酿造美酒的“枸”树与“杞”树比美，称“杞”树为“枸杞”,其意就是盛赞“枸”树酿造的“枸酱”酒同杞树酿造的美酒一样甘美异常。这说明“杞”树果实同“枸”树果实一样，都是酿造美酒的绝好原料。“杞”树果实的采摘食用以及作为贵重礼品赏赐于人，早见于甲骨卜辞的记载。据考古发掘，河南伊川大莘遗址出土了距今8600年到8800年红陶三足钵，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实用饮酒器具。在我国的磁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出土了距今5000年至7000年左右的杯、觚、壶等陶器或青铜器。山东莒县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酿酒器具。河南伊川南寨遗址属夏朝第五代国君少康（杜康）活动的地方，这里考古发掘出土了夏朝时期的大批精美绝伦的陶制酒具、酒器，这应是“杜康造酒”的印证。以上说明，我国酿酒在夏朝或夏朝以前就已开始。枸杞作为天然酿酒的原料树种，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多有记载，这既是枸杞子作为夏商酿酒原料之一的直接证据。殷商甲骨卜辞对枸杞子与酒的记载与夏商时代社会风气喜好饮酒的上古文南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